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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五老:學有專長術有專攻

日期:2019-05-08 瀏覽次數:已點擊:

在中共歷史上,董必武、謝覺哉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吳玉章合稱“延安五老”。他們雖屬“辛亥”一代知識分子,但后來均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,其中董必武的法學研究、謝覺哉的政治學研究、林伯渠的經濟學研究、徐特立的教育學研究、吳玉章的歷史學研究均頗具特色,其思想和觀點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“延安五老”對法學問題多有論述,但其中對法學研究最深、影響最大的還是科班出身的董必武。董必武于1914年考入日本東京“私立日本大學”專修法律。在民主革命時期,他歷任最高法院院長、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任、陜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、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、中共中央財經部部長、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、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職。他提出了“法律是政權的一部分”“權源出于群眾”“惡法勝于無法”“黨員犯法,加等治罪”等觀點。1945年,他還曾代表解放區參加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。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,董必武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,并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法律問題,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中國化做出了歷史性貢獻。

政治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,“延安五老”對此研究頗深。諸如吳玉章的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》(1926)、董必武的《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》(1937)、謝覺哉的《邊區政府的組織與建設》(1937)、徐特立的《政黨與政府》(1938)、林伯渠的《論新民主主義政治》(1940)等,皆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重要文獻。其中,謝覺哉的研究最具特色。在黨和政府的各個領導職位上,謝覺哉邊實踐邊致力于政治學研究,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。他的思想和觀點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,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點,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發展。

在“延安五老”中,林伯渠和吳玉章對經濟學的研究最多。早在1928年12月,他們在莫斯科學習期間就合作寫出了《太平革命以前中國經濟、社會、政治的分析》一文,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,剖析舊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及其封建性質,以論證中國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確性。此后他們也一直關注經濟問題,但由于林伯渠的求學及革命經歷與經濟學的聯系更為緊密,其貢獻也相對突出。在長期的經濟工作中,林伯渠被譽為“紅色理財家”,其思想和觀點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教育是“延安五老”共同關注的問題,他們的畢生經歷也都與之有關。早在延安時期,他們就共同籌劃創辦了陜北公學。此后,吳玉章還先后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、延安大學校長、華北大學校長等職,徐特立也于1940年創辦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并親任院長,而謝覺哉則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出任中國政法大學的第一任校長。他們在教育方面積累的知識和經驗是黨的一筆寶貴財富。而其貢獻最大者當屬“人民教育家”——徐特立。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,徐特立能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教育原理,分析研究中國現實問題,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教育思想。他的許多理論建樹,豐富了毛澤東教育思想的理論體系,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。

在“延安五老”中,吳玉章和徐特立對歷史學的研究最深。他們的共同興趣,在于對史學研究目的和方法的探討。如吳玉章的《關于〈中國通史稿〉第一編的一封信》(1941)、《研究中國歷史的意義》(1949),徐特立的《研究歷史的目的和方法》(1949)、《關于研究歷史的幾個重要問題》(1950),均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。所不同的是,徐特立長于教育學,而吳玉章則更專注于歷史學。吳玉章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開拓者之一。他的一些論著,諸如《中國歷史教程》(1934)、《中國最近五十年民族與民主革命運動簡史》(1949)等,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運用于中國問題研究,無不具有開創之功。 周良書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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